怎么會不記得。我是上海人，家在南京路，解放軍進城后組織了一場大游行，我家那一段是最熱鬧的。那時我剛剛五六歲，在我這個小孩子眼里看到的是，解放軍來了，好威風、好神氣！

我小時候因為搬家換了兩次學校，也連著跳了兩級，13歲讀高中，16歲進大學，20歲就大學畢業(yè)了。因此，我念書的時候同班同學年齡都比我大，初中時甚至有同學比我大五六歲。

高中時，有次學校選拔學生參加上海市數(shù)學競賽，我抱著玩兒的心態(tài)報了名，全校選了6個人，我是其中之一。當時我年紀小，比較貪玩兒，不好好念書，學習成績一直屬于中上等，并不拔尖，而且其余5位同學都是經過相關培訓的，只有我沒有參加任何輔導。但我的競賽成績很好，好幾道其他人沒做出來的難題我做出來了，這是老師們沒想到的。

后來到了大學，我的專業(yè)是數(shù)學。說起來很有意思，爸爸想讓我讀建筑設計，但我不并是很喜歡，我想讀中科大。在填高考志愿的時候，我還是遵從了爸爸的意見，第一志愿填了同濟大學建筑系，保底志愿填了上師大數(shù)學系?，F(xiàn)在說起來可能是歷史的誤會，在錄取時，我第一批就被上師大數(shù)學系錄取了。

這件事對我的影響很深刻。在當時的社會大背景下，我作為小孩子的一些想法沒有得到家庭的認可。因此，我做老師、做校長后，是絕對遵從學生意愿的。

對。

我是在1958到1962年期間讀的大學。我讀大學的前幾年經常搞運動，先是反右傾，后來是大躍進，一直到三年自然災害，學生們根本沒有時間念書。到1960年，我讀大三的時候才開始稍微規(guī)范一些，能念些書。

我在大學時屬于比較另類的人。數(shù)學系不是我想念的，做老師也不是我的志愿，我原本的愿望是想搞科研、做科學家。再有，我覺得數(shù)學系的課程太容易了，不聽也無所謂。所以，我總是坐在最后一排看自己喜歡的書。

我經常去圖書館借各種各樣的書，涉及哲學、經濟、政治等各個領域，包括二十四史等。其中，在大一大二時讀的《資本論》讓我印象很深刻，這是一本特別值得讀的書，但很不容易讀。我讀了兩本，一本是原著譯作，另一本是日本學者寫的解讀和評析，后來我的政治經濟學成績一直非常好。《資本論》讓我意識到了當時很多高級知識分子自身的局限性，他們更看重個人或者家庭的發(fā)展，對國家、社會的大發(fā)展趨勢反而關注的比較少。

從所有讀過的書中，我得到的并不是針對具體問題的應對方法，而是一種宏觀思維，讓我更多的認識到了民族、國家的復興，培養(yǎng)了我的家國情懷。

沒錯。大學階段的大量閱讀讓我認識到，對于青少年來說，眼界不能小，眼睛不能只看到鼻子底下的那一小塊。

我的大學還有一個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我當時學的是俄語而不是英語，而且俄語成績不錯，看了很多俄語書，也讓我開闊了視野?，F(xiàn)在我的俄語還沒完全丟掉，之前到俄羅斯去，一般的對話我都能聽得懂，不過說的能力弱一些。

大四的時候我選了一門英語選修課，學了國際音標，當時我是零基礎。1962年大學畢業(yè)后，我做了老師，工作上還比較游刃有余，業(yè)余就一直堅持自學英語。

那時我意識到，對于整個國家的發(fā)展來說，掌握不好語言是不行的，只掌握俄語是遠遠不夠的。我已經感覺到英語的重要性了，即便當時可能用不到，但我堅信以后英語會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能力。必須把英語學好，這是我的信念。后來上海中學成立了國際部，跟國外的交往越來越多，我的英語也越來越派上了用場。

英語與俄語其實有很多相近之處，把俄語的語法搞清楚以后，學英語是比較容易的。我花了幾個暑假的時間，把高中所有的英語教科書全都念完了，基本上一兩個禮拜一本。

學習口語是非常難的。那個時候沒有英語聽說資料，我就找了一張唱片，用留聲機反復聽，不斷地矯正自己的發(fā)音和用詞，看了很多書。

是的。我的英語沒有老師教，都是自學的。很多單詞是我一個個從字典里查出來的，好處就是能夠了解每一個單詞在前后文中的確切意義，其實我們現(xiàn)在很多英語單詞的解釋是有偏差的。

文革的那段時間，很多人大概都稀里糊涂的就過去了，而我恰恰抓住了這一段時間自學。從大學畢業(yè)到文革結束，我學完了英語，還自學了師范以外綜合大學的一些數(shù)學課程。

學習也不一定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我們對游戲的問題有些誤解。為什么小孩子會喜歡打游戲，游戲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實際上，游戲是抓住了小孩子爭強好勝的天性。在日常生活中，小孩子往往是弱者，而在游戲中，卻正因為他們年紀小、反應快，反而有可能獲得非常好的成績。小孩子喜歡的游戲都是能讓他不斷成功的游戲，這實際是在某種程度上符合了人希望獲得成就感的內在需求。另外，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失敗了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的，但在游戲中失敗了是不需要付出代價的，成功了卻會受到獎勵。

文革時，我和我的家庭沒有受到嚴重的沖擊。那時候我是一名青年教師，是白專典型，業(yè)務非常好，對政治不夠關心。這期間，我學了很多東西，自己有了很大提升，對很多問題有了更清晰的看法，對教育也有了一些想法。

再有，我對文革期間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方式較反感。但從另外一個角度講，我們經歷了這些后，就會思考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系應該是怎樣的。

比如，我在上海中學做了24年校長，校長的位置曾賦予了我責任和義務，但退休的時候我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年齡到了就應該退下來，并且?guī)椭竺娴娜隧樌邮?。我不在乎頭銜之類的東西，我認為，我應該為社會、為教育、為大家做更多的事情。

我確實不需要這些。我更需要、更喜歡、更希望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真誠，不管是對中國人還是對外國人。我們學校外教的流失率很低，不到7%。

真誠和信任是建立良好社會的基礎。小到一個小單位，大到社會，如果沒有真誠和信任，是很難發(fā)展好的。我們一直在講真善美，但真正要做到不是那么容易的。

改革開放最初那幾年，百廢待興，我在晉元中學做數(shù)學教師，幾位校長對我都很好，很關心。幾年時間里，我就從普通教師成長為了教研組組長，后來又做了副校長、校長，這一段時間我個人的發(fā)展非?？?。一方面，是因為我寫了很多文章，表達了很多看法，在社會上有了一定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在每一個崗位上，應該說我都做出了點成績。

我是從晉元中學教師崗位直接調到曹楊二中做主管教學的副校長的，當時對我的影響很大。曹楊二中的數(shù)學一直比較弱，他們希望我能改變這一局面。三四年后，我離開曹楊二中時，學校數(shù)學會考成績是全市第一。

后來我到上海中學就任時，正是學校的低谷。上中原來是一所比較好的高中，文革期間停辦了，1978年恢復辦學，請了原來的老校長回來，他為上中的發(fā)展做了非常大的貢獻。1984年，老校長因年齡原因退休了，其后接連換了三位校長。上中的發(fā)展遇到了一些問題，剛剛恢復高考時，上中是上海市數(shù)一數(shù)二的中學，我接手的時候掉到了20名左右。

我是1989年調到上海中學的，那年我47歲，年齡剛好。調入上海中學后，我主要面臨著兩個問題：一是，上海中學是市級學校，也是傳統(tǒng)名校，需要用更寬闊的視野看待它今后的發(fā)展；二是，社會大背景有了變化，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提出要打開國門，因而不能再用縱向坐標來衡量中國教育，而是要從橫向上來分析，與世界進行對比。

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的很多領域做了很多基本工作，大量引進國外品牌的流水線，以提升中國相應產業(yè)的水平。電視機、汽車，中國原本都不會做，但我們通過引進生產線，對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進行解剖，找到差距，再一個個補，最終建立了中國自己的產業(yè)。1993年開始辦上海中學國際部時，我就想，教育為什么不可以這樣做？

上海中學國際部就是在做這件事情，將國際課程按照其標準原封不動地引入進來，把每一個環(huán)節(jié)拆開、搞透，判斷哪些有道理，哪些沒有道理，再進行重新建構。第一步，我們引入了IB課程，扎扎實實地上，找我們的差距在哪兒。我那時很明顯的感覺到，我們教的物理化學太過古典。

當時辦國際部的難度很大，我們面臨著經濟問題，政治上也有些敏感，但我還是做了。因為我的感覺是，中國要進一步發(fā)展，就必須要打開國門，必須要與國際上教育的整體發(fā)展趨勢相匹配。另外，我也考慮了上海中學的未來發(fā)展問題，這對于我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大問題。

當時我參加了一次IB課程主辦方（國際文憑組織IBO）在中國召開的會議，提出了幾個問題，引起了他們的注意，會后來找我聊，很驚訝我能用英語交流。接下來，他們邀請我到IBO總部訪問，一是希望我能從一名中學校長的角度做一場關于中國教育發(fā)展的報告，二是想讓我看看IB課程是怎樣的。

總體來講，我覺得IB課程的整體情況比較好，而且靈活性也比較大，所以就考慮引進IB課程體系了。

是的。我覺得，IB課程有兩個較為突出的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將英美中小學課程理論化、體系化了，形成了完整的學科教學體系，且不同于任何一個國家的課程體系，達到了其他課程體系沒有達到的高度。第二個特點是IB設立的三大核心課程——認識論（TOK）、拓展論文（EE）、行動與服務（CAS），從科學哲學的角度提升了中學課程架構，這也是其他課程體系沒有做過的。

但IB也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作為一個私營組織，它要考慮經營問題。IB擁有三個項目，分別為PYP，MYP，IBDP。其中，他們在IBDP項目上的投入是最大的，成本非常高，做得也比較好，是IB真正有價值、含金量最高的項目；而PYP和MYP項目是IB的主要盈利項目，大幅度放寬了要求。

引進IB課程幾年后，上海中學國際部也引進了AP課程。AP課程不是完整的課程體系，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做。后來在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我們采用的也是AP課程，主要考慮的是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問題。

上海中學國際部可以采用IB課程，因為只招收外籍學生。但如果是面向中國學生，我個人認為采用IB課程不那么妥當。IB課程的意識形態(tài)完全以西方為主，中國的國家課程體系整合不進去，對于高中教育來說，政治上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AP其實是考試，并不限定學校使用多少考試科目，這樣就有了整合的可能性。我在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首先提出來，思想品德、中文、歷史、地理這四門中國的核心課程是必讀的，在此基礎上再融合AP課程。以我的課程為主，把你的好東西拿進來，我覺得這是合適的。這樣，辦學的大方向就不會有問題。

總體來說，學校在選擇國際課程的時候，需要考量的問題有很多，不只是學術問題，還有政治方向的問題。

沒錯。這是符合我們現(xiàn)在發(fā)展大形勢的。

通過舉辦上海中學國際部，我覺得完成了兩大目標。第一個目標是了解了國際上各類教育的最高水平，以及其邏輯和發(fā)展趨勢，包括有大幅度改變的地方。我作為一名校長，開始考慮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第二個目標是使上海的整體教育環(huán)境得到了改善，提高了軟實力。以前，外國人一直抱怨在中國找不到合適的學校念書，上中國際部解決了這個問題，并且得到了認可。

外籍人員子女學校其實不大好辦，關鍵在于校長是否能掌控住學校，最重要的一條是要能管得住外教。在中國，很多學校是管不住外教的，中國校長對外教基本沒有影響力。我的經驗是，校長在與外教溝通的時候，一是要了解他們的文化背景和習慣，二是要讓他們贊同你講的道理。這樣他們就會接受你的理念，學校的發(fā)展方向也就會比較準確。

十多年前，我們請六七位外國人用了半年的時間來擬定英語教學大綱，分為母語和非母語兩個部分。我看了以后覺得，母語部分可以，非母語部分不行，需要推倒重來。我需要說服外教重新擬定非母語部分的英語教學大綱，要告訴他們錯在哪里，為什么錯了。

我提出，非母語部分的英語教學大綱不應該只是在母語部分的基礎上增增減減，這個思路是不對的。母語是思想的語言，母語與非母語英語教學的本質區(qū)別在于語言背后不同的思維方式、文化背景等。制定非母語英語教學大綱的思路應該是研究第二語言的英語教學該怎么做。

IB確實讓我意識到有很多問題可以進行思考，比如學科群的思想。學科群思想現(xiàn)在已經發(fā)展到一定階段了，并且有了一些變化，但我們在這方面做的不是很好。如今高考中出現(xiàn)的很多問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學科群的基礎沒有做好。

在IB體系中，物理、化學、生物都屬于實驗科學，在學科體系中是平等的，也就意味著在教學中的課時數(shù)、內容容量等基本要素也是一樣的。IB課程中每門課在教學中的總課時為240，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80課時的核心課程，第二部分為150課時的基本課程，第三部分為10課時的拓展課程。

同樣，今天我們絕大多數(shù)地區(qū)的高考中，這幾門課的地位也是相同的，這就要求每一門課的權重都是一樣的，但實際上目前是不太一樣的，物理的難度比生物、化學不知道大多少。因此，選物理的學生人數(shù)在下降。

是的。我思考的第二個問題是學科教學架構，學科架構和學科教學架構是兩碼事。學科架構是客觀的，是沒有價值判斷的，比如數(shù)學學科的基本內容在美國、英國、中國都是一樣的。但學科教學架構不一樣，是存在價值判斷的，包含著對學科的認識。由于價值判斷不同，在教學中選擇內容的標準就會不一樣。

在每個國家的課程體系下，學科教學架構都有所不同。AP課程與我國高中課程的教學內容相比，只有大約20-30%的內容是一樣的，兩者的學科教學架構是完全不同的。

隨著對學科認識的改變，每個時代的學科教學架構也是不一樣的。比如化學，在中國目前的化學教學中，元素周期表的影子還沒有全部去掉，但國外已經去掉了，因為現(xiàn)在的化學學科更多地是從分子運動水平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

這是一種選擇，選擇什么樣的教學架構，就意味著用什么觀點來看待這個學科，并在此指導下判斷哪些內容是重要的，哪些內容可以不學。

我講的這些不是空話，是有數(shù)據支撐的。我在《中美中學理科教材比較研究》一書中詳細介紹了中國高中課程與AP等國際課程不一樣的地方。我通過辦國際部，真正了解了國際上的中學教育達到了怎樣的水平，而且不是空泛的了解，是很具體的了解。

我現(xiàn)在希望能針對中國學生做出一套教育方案，既能比較好地吸收國際上先進的教育元素，又能堅持中國的根，讓學生們在國外學習后也能回得來。星河灣雙語學校有一個提法就是，出得去，回得來。

星河灣雙語學校的第一個特色是課程整合。所有的初中畢業(yè)生都要參加上海市組織的學業(yè)水平考試，完成我國義務教育法規(guī)定的基本要求，所有的高中畢業(yè)生也都要參加上海市教委規(guī)定的四門學科的學業(yè)水平考試，通過率均達100%。第二個特色是注重學生的個性發(fā)展和選擇。

以上海中學為例，國際部的很多因素也融入到了上海中學本部的發(fā)展中。當然，像學科群這樣牽扯到課程體系的思想很難遷移過去，但有一些是可以的，比如探究式學習。

探究式學習在國外教育中很受重視，我覺得思路非常好。上海中學的探究式學習在兩方面做的非常好：一是硬件設施，建立了很多數(shù)字實驗室，沒有平臺和設備是很難進行探究式學習的；二是對學生探究能力的培養(yǎng)，比如建立課程圖譜以培養(yǎng)學生的選擇性思維。所謂課程圖譜就是根據每一學科的教學架構，將所有課程進行分類設計，形成一個可供學生進行選擇的體系。

不能遷移的太多了。從哲學層面講，現(xiàn)在國外比較流行的是主觀唯心主義，與我們的唯物主義有很大不同。當今社會，有很多東西原本是不存在的，都是人類思維達到一定高度后，根據基本原理創(chuàng)造出來的新事物，比如計算機。所以，先有客觀現(xiàn)實，還是先有思想，這是不一樣的。從哲學的角度來講，西方有一些觀念我們是不能完全接受的，必須要采取比較慎重的方案來處理。從意識形態(tài)層面來講，也涉及到一連串的問題，包括前面提到的學科中的很多觀念。

各類國際中學課程體系中有很多東西是融不進來的，只能整合。我們要做的是，以中國的課程體系為基礎，整合國際課程體系中有價值的東西，而不能把兩者簡單地合并在一起。

現(xiàn)在國際上主流的學生評價體系是多元化的，對于不同的學生有不同的評價標準，而中國目前采取的是相對單一的評價體系，比如說高考。當然，這也是由中國社會當前整體的發(fā)展狀況決定的。但高考發(fā)展到現(xiàn)在，我覺得有一個問題是，計入總分的科目越來越多。

是的，在這一思路下，學生的學習就變成了補短，哪一科不行就補哪一科。

對，我們需要的人才是揚長的，而不是補短的。所以，高考的這一思路可能需要調整，要盡可能的與人才的培養(yǎng)方向保持一致。

我在這里簡單的介紹一下美國的評價體系。首先，標準化指標的考察內容相對清晰。比如，SAT只考數(shù)學和閱讀寫作兩個最基本的部分，這也是美國高校在選拔人才時最基本的門檻，學校越好，標準化指標的門檻越高。其次，注重多元化評價，突出對學生個性發(fā)展的引導。比如，高校選拔人才時，在達到基本門檻的基礎上，要參考一些個性化的內容；再比如，IB課程體系中，學生未來想要往哪個方向發(fā)展，在評價中就會提高相應方向的要求。

您的考慮不無道理。我對美國大學錄取情況比較熟悉。其實，美國高校錄取首先要看的也還是標準化成績。美國第一流的大學，要求學生的標準化考試成績一般在90分（按百分制測算）以上，個別大學要求95分左右，并且有約5門AP成績且基本都要求是最高分，在此基礎上再有非常明顯的個性特長。排名前30的大學，要求學生的標準化考試成績可以稍微低一點兒，并基本都要求有3門AP課成績，在此基礎上再有相對還可以的個性特長。排名前50的學校，要求學生的標準化成績還不錯，并有一兩門AP成績。排名在50-100名左右的學校，只要學生標準化成績好，基本上都可以錄取。

優(yōu)秀的標準化成績是進入一流學校的資格，過了這個門檻才看綜合素質。

是的。曾任耶魯大學校長 20 年之久的理查德·萊文講過，如果一個學生從耶魯大學畢業(yè)后，居然擁有了某種很專業(yè)的知識和技能，這是耶魯教育最大的失敗。耶魯大學校長講這句話是對的，因為耶魯大學要培養(yǎng)的是領導人，而不只是具體的操作人員。

對于國際上的一些評價方式，我們可以借鑒，但是也一定是建立在我們自己現(xiàn)實情況基礎上的。

第一，中國構建了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質量最高的基本教育體系。第二，從小學、中學到大學，中國各級各類教育的提升速度和幅度舉世無雙。就以上這兩條來講，我們已經足夠偉大了。

中國教育有很多好的地方。先從小處說起，首先是我們的數(shù)學教育，從思路到方法都非常好。其次，我們的教學思路在基本知識的掌握方面有獨到之處。第三，我國教育均衡的水平比較高。

國家教育一般分為三個層面：基本教育服務、優(yōu)質教育服務和高端教育服務。我國的基本教育服務是世界上最好的，無論用什么來評價，無論怎樣高的評價，都不為過。這是我們最驕傲的事情，世界上其他國家沒法跟我們比。

我曾經將中國教育與其他很多國家的教育進行過比較分析，得出過一些結論。比如，美國的精英教育是世界上最好的，但其基本教育服務不怎么樣，美國中學的畢業(yè)率很低。再比如，芬蘭的基本教育服務是按照優(yōu)質教育服務的標準來做的，是世界上水平最高的，但非常有局限性，只有少量國家可以做，大部分國家做不了，包括英美。

對于芬蘭來講，在經濟形勢不好的時候也是難以支撐高福利的。

還有，以色列的精英教育是世界最好的，帶有強烈的軍隊色彩，但由于人口的大量擴張和外部環(huán)境，以色列的基本教育服務做得并不好。

但中國教育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比方說，中國的優(yōu)質教育服務有些偏，與創(chuàng)新人才培養(yǎng)混在一起了，很多地方沒有弄清楚界限。再有，我們在創(chuàng)新人才早期培養(yǎng)上還比較欠缺，需要加以高度關注，因為這會影響到國家的進一步發(fā)展。

中國的教育體系是很獨特的，在世界上并沒有真正可以完全參照的對象，我們也根本沒有必要找這樣一個樣本。這是由中國教育體系的幾個特性決定的：一是意識形態(tài)，教育必然與意識形態(tài)相關聯(lián)，我們與西方的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判斷體系是不一樣的；二是人口基數(shù)，中國目前人口總量已達到13.9億，中國的教育體系要把所有老百姓都要考慮進去，這是英美等國沒法比的。因此，中國必然要創(chuàng)造我們自己的教育體系。

我覺得，需要從頂層設計上考慮兩個大問題：一是高端教育服務怎么做，二是該怎么應對資本介入教育的問題。

當前最應該考慮的是高端教育服務，我們對高端教育體系的整體思考還較為缺乏。這是一個比較復雜的體系，我認為首先必須分類，對于科技、政治、經濟等領域高端人才的培養(yǎng)是不一樣的。我們可以將美國的高端教育體系作為一個研究樣本。

另外，資本的進入改變了教育格局，這需要教育主管部門加以重視，現(xiàn)在很多課外培訓機構的盈利比較高。

說明這是學生和家長的客觀需求，政府要想辦法應對這一問題。

在中國，應該是超過80%的學生負擔過重，而不是整體負擔過重。在精英教育的模式下，學生負擔怎么可能不重？我去其他國家的精英學校參觀時，學生們告訴我，基本沒有12點以前睡覺的。

一個國家有10%到15%的學生負擔重，這是正?，F(xiàn)象，高端人才的培養(yǎng)確實比較辛苦，但這樣國家才有希望。

美國在這一方面的現(xiàn)狀是，百分之七八十的學生負擔不重，百分之二三十的學生負擔很重。這是有一定道理的，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學生負擔都很輕。

我贊成您的觀念。

目前我們的拔尖創(chuàng)新人才培養(yǎng)還需要進一步建立完善的體系，進行深入的思考。

在今天的大背景下，拔尖創(chuàng)新人才培養(yǎng)是中國競爭力的保障。一個國家的發(fā)展，沒有頂尖人才是不行的。教育要保底，但不能封頂，我們不能把最優(yōu)秀的人才都扼殺掉。

有一次教育部想了解對美國九年級以下數(shù)學教材的意見，我們就與美國的一大批專家進行了會談。會談中有一句話我印象很深，他們說，基于目前年輕人的天賦，對他們未來發(fā)展所能達到的水平，怎么估計都不為過。就數(shù)學競賽來說，有很多初中畢業(yè)的孩子已經進入到國家隊了。

在上海中學國際部時，我們借鑒了國外的經驗并結合自己的情況，走出了一條我國創(chuàng)新人才早期培養(yǎng)的道路。對于拔尖創(chuàng)新人才培養(yǎng)，我有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拔尖創(chuàng)新人才是分領域的，不是所有的學生在所有方面都能夠成為拔尖創(chuàng)新人才。我們要把那些在某一領域真正有天賦、有潛力，能夠到達最高峰的孩子識別出來。理論上來說，這是可以通過一系列指標進行識別的，但目前這還是一個沒有完全突破的世界難題。

不是選派。看一個學生是不是真的有天賦，識別是第一個步。

第二，在拔尖創(chuàng)新人才的早期培養(yǎng)中，要注重思維方式和科學態(tài)度的培養(yǎng)，并且要結合學生的性格和思維品質特點。比如，對于在數(shù)學領域有天分的學生來說，思維的跳躍性和縝密性的完美結合是一個非常關鍵的素質，但這兩者又是相對的。數(shù)學比較厲害的人，思維跳躍性非常強，通俗地講就是反應非?？?，但同時縝密性也非常好，也就說要跳的準確。他們的第一反應往往是跳躍性的，然后回過頭來看看是否正確，否定掉不對的，并且馬上做出新的判斷，具備這樣素質的孩子就有點兒天才的味道。

第三，在拔尖創(chuàng)新人才培養(yǎng)過程中，要注意到今天我們對于教育的很多想法都有了顛覆性的變化。首先，教育架構原本是以學科為基礎的，現(xiàn)在出現(xiàn)了學科交叉融合的趨勢，但還沒有顛覆原本的架構，目前正處于一個轉折期。有些人提出以課題或者項目作為主線做教育架構，那么問題來了，課題或者項目所需的各學科基礎知識如何覆蓋？在類似STEM的概念中，雖然已經有了跨學科的大思路，但是還沒有能夠實際落地的教育架構。其次，人工智能的出現(xiàn)也引起了教育的變化。人工智能和人類智能是兩個方向，人工智能是建立在大數(shù)據基礎上對于事物的識別和判斷，人類智能是在數(shù)據量遠遠不足的情況下，基于小數(shù)據的識別和判斷。以人臉識別為例，人工智能是通過大數(shù)據的手段把人臉的每一個細節(jié)都記錄下來形成模型，在識別時與人臉進行數(shù)據對比從而確定身份，而人類智能則是在沒有經過數(shù)據測量的情況下，依靠感性認識很快在腦海中建立起模型，并做出識別和判斷。在未來的教育中，哪些孩子能將人類智能和人工智能更好地結合在一起，哪些孩子就能成功。

對。所以，我認為，這也使得現(xiàn)在的學習方法產生了巨大變化，比如我提出的黑箱學習方法。以前，我們在學習知識時必須循序漸進，一步步走，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要搞懂，而現(xiàn)在，我們沒有必要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搞懂，完全可以采用黑箱操作方式，跳過其中的幾個環(huán)節(jié)。在黑箱運作的過程中，我們只需知道輸入什么和輸出什么就足夠了，如何操作的可以不知道，但不影響我的研究。其實團隊合作就是這樣的，我把不懂的地方交給專家，告訴他們輸入的條件，由專家進行運作，然后告訴我結論，我再用這些結論繼續(xù)做下去。今天，如果我們還要求每個人必須循序漸進的把全過程的每一個細節(jié)都搞懂，是行不通的。人工智能的出現(xiàn)，意味著我們需要對原有的學習理論進行反思及創(chuàng)新。

人工智能的優(yōu)勢在于基于大量數(shù)據的即時性選擇，如果用人工智能來強化以記憶為主的學習方法就誤入歧途了。比如，什么是好駕駛員？原來好駕駛員只要駕駛技術好就行，車開得又快又穩(wěn)就可以；而現(xiàn)在好駕駛員必須要進行路徑選擇，要馬上知道如何能最快到達某一目的地，就必須要借助于人工智能APP工具。這就是人工智能和人類智能的結合，教育也應該往這個方向走。

從某一個角度講，不同學科的風格是不一樣的。學數(shù)學的人大多邏輯思維比較清楚，思路比較清晰，其表現(xiàn)就是能辦成事情。從學校治理來講，中小學學校所涉及的面比較小，所以學習理工科的校長就比較有優(yōu)勢，關鍵在于他能辦成事情。第一線的校長需要處理各種各樣的問題。

但是學理工科的人有一個非常大的局限性，形象思維往往不行，欠缺想象力，也就導致了視野受限、理論水平受限，這是需要突破的地方。

我的數(shù)學比較好，所以我的邏輯思維能力還可以，條理比較清楚。另外，人文藝術類的書我看的也多，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打破了理科思維的局限性。

我覺得可以分三個不同層面的學校來考慮。第一個層面是縣市級學校，校長具備在一兩個點上做出成績的能力就可以了；第二個層面是省市級學校，校長需要有一定的理論基礎，能夠提煉出自己的理念；第三個層面是國家級學校，校長要有獨創(chuàng)性，要在某一個領域有獨到的優(yōu)勢，包括個人魅力。

是的，也可以總結為三種能力，一是專業(yè)能力，二是管理能力，三是社會能力。您提到的資源整合能力屬于社會能力，也就是處理各種各樣關系的能力。不同層次的學校在不同的階段，對于校長這三種能力所側重的比例要求是不一樣的。現(xiàn)在，校長的專業(yè)能力不見得是排第一位的，管理能力、社會能力所占的比例越來越高。

對于我自己來講，我覺得學校是教育人的地方，有幾件事情我是不做的。第一，其他學校的老師，我不挖，那是人家辛辛苦苦培養(yǎng)出來的。第二，學生家長中有很多有名望的人，我從來不用這些關系。

在這一點上，我的看法有所不同，做校長就是階段性的。在你作為校長的這個階段，要盡最大努力把學校建設搞上去，為社會做出應有的貢獻。年齡到了，退了就退了，下一階段的事就不要再去管了。

不斷地學習和思考吧。

我認為，學習與思考的能力是可以進行培養(yǎng)的，但如果堅持學習與思考并能夠達到一定的深度和高度，就不只是培養(yǎng)的問題了，也不是天生的。這要求人要有不斷反思的能力，并且能以反思后的結論影響和指揮自己的行動。

這是做學問的基本能力，真正做學問，真正研究透一點兒東西，是要很下功夫的，是很累很苦的。

是的。

家庭對人的影響因人而異。我的父親是建筑工程師，做建筑設計的，之前畢業(yè)于上海光華。

但對我來說，家庭對我的影響沒有社會對我的影響大。對于人的成長來說，父母和家庭給了一個初始的參照系，會影響一個人對文化、對傳統(tǒng)的理解以及對自己的定位和要求。但這只是初始參照系，并不是唯一或者說是最后的參照系。學校、同學、閱讀的書籍等等因素都會對一個人的成長產生影響，參照系會不自覺地變更。

勤奮是可以培養(yǎng)的，但是堅持就不一定能培養(yǎng)得出來了，要達到一定高度也是培養(yǎng)不出來的。